《人物研究》戴海斌以“考据”把握晚清的“人物”

中国史学一向强调以“人”为主,传统史书首重纪传一体,旨在“以人系事”“因事见人”。近世新史学的提倡者虽然对“二十四史”有强烈的批判,但仍重视精英人物的历史(史学)位置,如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有特殊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中国历史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此处“伟大”,如取其“宏大”义项而不涉褒贬意,则亦可理解梁氏提示有所谓“历史的人格者”以“关系的伟大”而结合各“史迹集团”“时代”,有此提纲挈领,方可“将当时及前后的潮流趋向分别”。他本人所写的传记,也无一例外均以关系到一代时局者为主人公,如《李鸿章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之作,即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李鸿章传·序例》)。近代学术风尚与方法屡经迁易,“人物研究”毕竟不完全同于“传记(传叙)文学”,而钱穆等人强调国史研究中“不当重事而轻人”“尤不当于人无褒贬”(《中国史学发微》)等观念,更多是对时流的一种防御性反拨。

进入新时期,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一跃成为理解“历史的创造”之必然性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说明”),也在此后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学界“论辩”的焦点之一(参看《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余风所及,直至80年代,“历史极为活跃,但研究得最多、最旺的还是人物”,不过像陈旭麓先生这样的思想者已在反思既存的问题,指出“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掌握这个变的时代”,“要懂得此人的时代性,要有形象,没有这个,一定写得干巴巴;要有理论思想,否则写不深”(《陈旭麓文集第三卷·谈近代人物研究》)。迄于今日,日益倚重社会科学方法、凸出“问题本位”的史学研究,已渐不以人物为当然主角,更有甚者竟全然不见“人”的踪影,遂有学者感叹书写中“人的消失”,同时检讨由此形成的“一个矛盾现象”:一般渴盼读到有“人”的历史,专业史学界则反其道而行,认为愈没有“人”的历史,层次愈高,人名太多的历史是“软”的历史,反之才是“硬”的历史,只好把“人”的历史交给通俗传记作家或文史工作者(王汎森《人的消失?!——兼论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

不过,政治史或是较少的一个例外,据我所见,此一领域的研究者尚对“人物”抱有持续的关心,并在研究中不吝加以“深描”。在我更熟悉的晚清史研究,似乎有一种牢固的但确乎行之有效的以“人物”刻画“时代”的传统或风气,从民国到当代,从内地到港台,均受其沾溉,一般公认高段位的学人(有些人未必乐以“学者”自限),几乎很少例外地都在人物研究过功夫,且能拿出相当的代表之作。对于这种学术现象的脉络,我有一些朦胧的感觉,尚无法详晰表述,但可以的是,它已经对我的研究取向实际了影响。很早以来我就比较读人物自传、日记、书信、诗文集一类文字(不单纯出于目的),现在学校开课时也讲过“人物研究”的专题,多多少少写了一些人物(总体仍以“精英”为取向),对为何研究、如何也自然有一些,甚至还自主发明了诸如“中等人物”之类的概念(从较宽泛的角度,姑取其地位介于达官显贵与草根平民之间、知识上往往具备传统与新学双重训练之意,我较注意这一类人物作用于历史点的机缘与影响)。此次相关论文有机会汇编成集,我一度妄想是否要专门作一篇文字,对迄今所思做一番发挥,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史学研究首重实证,见诸行事,方法、道理即默寓其中。“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有类空言、华辩伤理;况且,吾辈所思是否真能“知意”,或有多少“创见”,自信尚不足,又何敢灌输于人。一本小书,值不得这样精巧的不老实,故终究决定守拙。

本书涉及的人物不在少数,而材料杂出,头绪纷乱,每一主题的论证处理,都绕不开史料考辨与史事考订的基础。“丛考”一名,古已有之,用之今日似略显老派,我却以为。近年来有两本案头书,常翻常新,深觉有味。一是陈垣的《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陈先生以“实习”方式考寻史源之法,等于授人以渔,而“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二句金言读之难忘,令人心折。二是罗尔纲的《困学集》。这是罗先生晚年的学术自选集,由于成文年代的关系,收在集中各篇在今人读来,或不免政治说教的气味,但所展示的“假设”“本证”“辨伪”“笔迹鉴定”“调查”诸种考据手法以及史、论细部的精密,却有十足的“干货”。在某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两位先生固曾就“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差别过辩论(见陈垣《〈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然若征名责实,既谓之“考据”,仍必有其不易标准在。以上两书均未特别标榜有何研究与取法,实际仍以问题为导向,所谓过河搭桥、逢山开路,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用到很多“方法”,自家武库的备用兵器本来就多,兼能上下取法,从而左右逢源。近代史料向称繁富,不惧其寡,但苦其多,或因如此,在利用方面往往不甚“精细”。然如果体察,“近代史研究”在史料考辨与史事考订方面实有其传统,凡有成就的学者,固非以考据自限,但在考据上必见其功力。清人焦循论“学”,以为“无所谓考据也”,“惟求有据,不能用思以求通者”必流入“考据学之末路”(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焦里堂》)。此语针对的是乾嘉时代的经学家“知据不知通之弊”,对后世学界也有其适用性,所以蒙思明在民国针对时风,直指“考据不能独当史学重任”,并呼吁中国的史学界“需要有目的的考据,更精密的考据学,具特识的考据家”(《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诚然,考据或“不得别称一家”,考据非学问,本书之“考”,正如庄子笔下庖丁所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之“技”而已。吾于“道”,但有仰之弥高的憧憬,尚无钻之弥坚的执念。

本书各篇之作,各具触因,亦或多或少有欲抒发者,套用现代学术语言,带一些“问题意识”“价值关怀”,然文章俱在,不必再赘,此处也不宜做何总括和阐发,我情愿一个朴素的想法:编这个集子不过为自验所学之深浅,止于“技”耳。按“技”,古训“巧也”。孟子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康德也说过:“提供的一切不论多么详细,它的典范多么优秀,我们也不能学会灵气十足地进行。”(《判断力批判》第47节)孟子所说的“工匠精神”与康德此语指向的“诗艺”创作,未必在同一层次,但均提示了“规矩”或“规范”以内尚有不易把握、须实践者。我想自己是一个尚待检验能否出师的学徒,现在锻炼的是“技艺”,追求的只是那股子“巧”劲罢了。此处的“技艺”,非敢依傍或攀比西人所谓“历史学家的技艺”(The Historian's Craft),当然没有任何“新史学”包蕴的深意,只取其字面的原初意。窃以为这或许已成了我们习焉不察、久假不归的一类东西,只能在实践中摸索、锤炼,渐至打磨成型。本书也便是一个习史者经历的记录。

近世精读清人文集大概最多(之一)的张舜徽,晚年做一总结,谓:“平生涉览清人文集,至于千家,而深病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考证之文,具二者之长可以无憾者,特寥寥十数家耳,下者乃至词不达意,甚或文理不通,奚由能自抒所得?”(《爱晚庐随笔·文与学之分合》)以张先生之法眼,清人能为考证之文者,尚不过“寥寥十数家”,反观文史传统乖离日久、语文教育积重难返的今世,恐怕更是绝无仅有了。考证之作,或谓质胜于文,易失之偏枯、干燥,此似势所必至,却非理所当然。胡适讲人物研究,除了“用绣花针的细密来搜求他们的事实”,也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傅斯年尝以文学史写作为例,谈考证与著述之间的关系,其基调迥异于我们一般的史料学观点:“写文学史当无异于写音乐史或绘画史,所要写的题目是艺术,艺术不是一件可以略去感情的东西,而写一部的史,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设施的根基,所用的材料,所谈的人和物有个客观的真实,然后可得真知识。把感情在真知识上,然后是有着落的感情……希望诸君能发乎考证,止乎欣感,以语学始,以波涛动荡止。”(《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本人既是当代学院培养机制的产物,本书各篇概不免学术表述的诸种通病,我所努力的只是尽量“达意”,至少避免“不通”。不过,前述各家之言仍有相当大的启示,我愿以之自勉,“发乎考证,止乎欣感”固是一种化境,却值得著史者去追求、逼近。

收入本书的一部分论文,在学术对话时设定了明确的对手方,表现于观点上且不无针锋相对处,用较早前史学界的专用术语来说,即带有所谓的“争鸣”性质。此或予以读者“好辩”的印象。我也只能承认不足,尚乏“逢古必敬、临文必恕”的一颗“虚心”。学术进展,譬如积薪,本书但凡有所见,无不得自先行研究的启迪和滋养,即使有所商讨,也绝不稍减我对他们的尊敬。我亦深知“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的道理。此前驳正他人的文章,今已见与本人再“商榷”者,此诚学者之幸,我要表达十二分的欢迎,同时提醒“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荀子·正名》),时怀懔惧,下笔当更加矜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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