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体制改革》用法治手段推进保障深化助力反腐

近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以170票赞成、2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诉法自10月26日起施行。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部基本法律,是一项专门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调整对象涉及公、检、法机关,当事人以及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活动,被称作“小宪法”。自1979年制定以来,该法相继于1996年2012年有过两次修改。

此次刑诉法主要在三方面:一是保障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完善监察与刑事诉讼的衔接。二是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的工作力度,丰富反腐败和国际追逃追赃的手段,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三是与深化体制改革相关的内容,在总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将在司法中可复制、可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为法律。

“总的来说,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紧紧围绕党中央的重大部署,特别是对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追逃追赃、深化体制改革,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制度、推进国家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立说。

此次是刑诉法第三次修改,与之前每隔16年才进行一次的大修相比,此次修改被业内称为“小修”,据统计共有26处修改。尽管是“小修”,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修改修改内容,与前两次相比,此次修法仍有很多亮点和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指出,这种创新主要在两个方面:

从修改上来讲,相比,1996年2012年的两次修改都是每隔十六年进行的,是两次大修,而且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修改。这次修改,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通过修改的方式来进行。“应该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法律进行补充和修改,这种小修方式的优势和长处就在于,能够更为快速、及时地对社会发展的实践作出反应,起到一个迅速回应社会实践的作用。”程雷说。

从修改内容上看,总体上,此次刑诉法修改都是外向型内容,“这是为了配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这些外向型问题,体现出一种改革型的立法内容设置”。

对于外向型修法,程雷作了进一步解释。“所谓外向型,就是说这次法律的主要问题,要么来自于中央的监察体制改革,要么来自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司法体制改革。这些改革中出现的事项,经过检验,都需要进一步从立法上来作出回应。而此次修法的事项也都是我们前期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体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来的新课题。”

“总之,要确认改革的实践成果或者推进改革顺利,就要进行的修改,所以这次对刑诉法的修改,实质属于一种改革型的立法。”程雷说。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监察法自3月20日颁布后,人民检察院对反贪反渎案件的侦查整体转隶。

为落实宪法有关,做好与监察法的衔接,保障监察体制改革顺利,此次刑诉法作出了多项修改。

调整了人民检察院侦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监督中发现的司法人员利用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等侵犯权利、损害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实施的重大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同时,相应了有关规定。

在涉及监察体制改革的衔接,对监察机关调查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进行起诉环节涉及的程序性机制作出衔接性规定。明确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进行;认为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对于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解除,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居住的决定。在特殊下,决定的时间可以延长。

此次刑诉法修改了一个新的重要制度——缺席审判制度。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对于贪污贿赂案件,以及需要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犯罪、恐怖犯罪案件,犯罪人、被告人在境外,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已经查清,证据、充分,依法应当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进行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事实,符合缺席审判程序条件的,应当开庭审判。

“可以说,这一制度被正式写入刑诉法,对以法治方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程雷说。

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从2014年开始就会同有关,对是否在刑诉法中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经过和权衡利弊,我们认为,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推动机关积极履职、丰富犯罪的手段、促进反腐败追逃工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也可以使一些案件得到处理和及时固定一些,避免时间过长,让证据灭失情形的发生。同时,对外逃的犯罪分子及时作出法律上的否定评价,可以彰显法治权威、维护和社会公众。”王爱立说。

鉴于是首次在刑事法律中规定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保障缺席审判案件被告人的权利、确保这一制度的正确和公正,修改后的刑诉法不但对案件的适用作了严格,还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据王爱立介绍:“从相关的条款设计来讲,我们从缺席审判的管辖上明确由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管辖级别要求明确。另外,要求法院要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境外被告人,保证被告人的知情权。同时对委托权和上诉权以及提出重新审理的权利,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从而给缺席审判的被告人一个充分的程序。”

为深化体制改革相关的内容,在总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修改后的刑诉法把在司法中可复制、可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为法律,增加了认罪认罚和速裁程序的相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据了解,2014年6月、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作出相关认罚从宽试点工作的授权决定。在总结试点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的基础上,此次刑诉法修改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原则,并完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

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基层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速裁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速裁程序不受刑诉法规定的送达期限的限制,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但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意见;应当当庭宣判。同时,对办案期限和不宜适用速裁的程序也作出规定。同时,为加强对当事人的权利,修改后的刑诉法对诉讼权利、建立值班律师制度、明确将认罪认罚作为采取措施时判断社会危险性的考虑等作出规定。修改后的刑诉法还明确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几种情形。如被告人违背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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