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大学术》内藤湖南与唐娜斯特里克兰

将他们牵连一体的是颇为神似的职业。内藤湖南毕业于秋田师范,一所不起眼的地方学院,迹近刻下中国的“大专”或者“三本”。前半生以新闻为业,已然颇有名声,并练就了健笔滔滔与铁嘴钢牙。1899年,赁居东京小石川,春遭祝融之灾,五六千册藏书瞬间化为灰烬,遂决绝过往,沉心敛志于中国研究。迄1907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已经出版三部汉学著作。经狩野直喜教授邀荐,出任京都大学东洋史讲师。本意径聘教授,但因内藤“无大学文凭”,虽有狩野直喜力荐,京大文科部负责人狩野亨吉教授甚至拍案而起以辞职相挟,却依然为文部省官员所拒,实则主要为时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木下广次否决,不得已两年后获授博士学位,始晋升。此后二十年,执鞭上庠,日诵五车,著作等身,造就了享誉世界的京都学派,养育了薪火相传的“内藤军团”。当其时,“东大白鸟,京大内藤”,蔚为日本东洋史的两大重镇,也是世界汉学中心。

时当1931年9月14日,陈垣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是在巴黎?”二人相对叹息,希望十年后或在北京。早此两年,陈寅恪先生为北大己巳级史学系毕业感赋,而有“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欲羞死”之叹,亦正为此有感而发。再早两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陈先生挽词竭尽哀痛,而有“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一联,即以其学术交谊为本事也。

那边厢,唐娜?斯特里克兰任教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据近日媒体报道,她因1985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文”而获奖。论文不长,发表的亦为一般学刊,所谓“影响因子”只有1。但就是这样一篇论文,让她和合作者,也是自己的导师,摘取了今年的诺奖。坊间调侃,她不仅获奖,还连带让自己的导师也获奖,“一篇论文吃一辈子”。这位至今仍是副教授的诺奖得主,一直无闻,若非天降大奖,不用几年,就将退休养老,一眼望到头了。就此而言,伊人在水一方,也可谓幸运之至矣。

上述两位各有实力,而终究峥嵘毕露。其幸耶?其不幸耶?撇开其他因素,若无下述两项,不论幸或不幸,一切皆无可能。

首先是清明的学术鉴赏。就诺奖得主言,寥寥数页论文发表在《光学通讯》这一不起眼杂志,此后毫无影响,早为学界所忘。但其“开创性”及其对于后续研发的奠基意义,并不因此而湮灭不彰,靠的就是同仁慧眼,拨云穿雾,披沙拣金。其不惟名头,不看山头,唯以学术价值为准,这才令伊人名至实归。就内藤言,不仅幸遇狩野直喜教授这位清正君子虚怀若谷,而得力于教授言证在京大学术评价体系中之分量,如同陈寅恪先生之获聘于清华,更在于狩野诸贤独具慧眼,不忍野有遗贤,而必得为国荐用之一腔正气。考其生平,狩野教授较内藤齿德稍逊,亦为杰出汉学家,主治中国学术史、敦煌文学与明清戏曲小说,与罗振玉、王观堂多有交游。当年大学汉学一门,开山拓荒的就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以及以“最讨厌支那的支那学家”著称的桑原骘藏。故而,其于内藤的学识及其潜力,深具评鉴能力,所谓内行看门道,虚实尽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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